回到上海的第二天，中央特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的第四科科长李强就跟涂作潮、宋廉接上了头。

　　此时的中国，武装起义风起云涌，根据地和红军逐步扩大，但中央与各根据地之间的通讯联络还靠交通员往返，不但速度慢而且很危险，迫切地需要建立自己的电台。于是，周恩来指示李强筹建电台。

　　当时学过无线电通信的人少之又少，就连负责人李强也是对着英文无线电书自学成才的，像涂作潮这样受过正规无线电通信培训的专业人才，简直就是“宝贝”。于是，李强秘密举办了中央特科无线电训练班，培训电报人才，“木匠”涂作潮担任培训班机务专业的老师。

　　为了保密，第一期训练班采取分散居住、单线联系、登门教学的方式。两三个月后，第一批学员出师了。为了更好的提高效率，第二期训练班采取集中教育学生的方式，在法租界巨籁达路（今巨鹿路）四成里10号租了一栋三层小楼，对外以“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”为名进行掩护。据说“福利”这一个名字来自于涂作潮发音不标准的英语，他总是把“frequency”（频率）这个单词念成“flequency”，听起来很像中文“福利”。于是，李强干脆就把这家掩护工厂叫“福利”了。

　　李强觉得虽然挂着“工厂”的牌子，但对外就没有业务往来，容易让人起疑，就提醒当时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。但顾顺章自信满满，夸口说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有内线，有事儿一定会事先知道的。

　　顾顺章夸海口打保票的余音刚落，1930年12月17日就出事了。这天下着蒙蒙细雨，教员张沈川正在二楼指导学员们练习收发报。突然，6个特务破门而入，其中还有一个外国人。他们用枪指着张沈川大喊：“不许动！你叫什么名字，啥地方人？自己写在纸上。”

　　训练班有个暗号：二楼前屋窗帘右角如果拉开，就表示出事了。就在万分危急时刻，躺在床上的学员谢小康趁特务不注意，翻身顺手把窗帘右角拉开了。刚刚走到弄堂口的宋廉抬眼发现暗号，急忙转身离开并通知了李强。

　　“木匠”涂作潮就没有宋廉、李强那么幸运了。他今天讲课的内容是有关变压器的知识，这中间还包括如何用清漆消除变压器噪音。午饭后，涂作潮拎着油漆桶来到福利公司工厂楼前，敲了半天门里边就是没人应。他觉着不对劲，心想：坏了！里边会不会出事了？受过严格特工训练的他明白：此时绝不能跑，更不能露出半点惊慌之色，说不定几双眼睛正盯着他呢。

　　于是，涂作潮继续敲门，而且劲慢慢的变大、声越来越响，终于把这个外国巡捕敲出来。这家伙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外国话，涂作潮听不懂但也不敢走。巡捕又拿出工作证给涂作潮看，意思是说他正在执行公务。涂作潮这回明白了：培训班真的出事了，他必须想办法尽快脱身。就见他故意装作浑然不知，冲着巡捕说着半吊子英语，表示非要进去要账。巡捕一瞧跟涂作潮说不清道不明，气就来了，朝他狠踢了一脚，“砰”地一声关上了门。

　　谢天谢地，要的就是这个结果。脱身而去的涂作潮明白此刻不能径直回家，他先到弄堂外面的空场上看了一会儿卖膏药的，确信没人盯梢后，换乘了两次电车，来到西摩路李强的住处，成功脱险。

　　张辉瓒的妻子在汉口得知丈夫被俘后，赶紧派人去上海寻找中央，表示愿意倾家荡产赎回丈夫。湖南军界的程潜、唐生智、何键、范石生也纷纷向传递信息，希望红军不要杀掉张辉瓒。蒋介石也许诺，只要放回张辉瓒，愿释放关押的大批“政治犯”，并由上海三家银行作担保，向红军赠送20万元现款和20担西药及。为此，蒋介石责令江西省主席、“剿匪”总司令鲁涤平派省府秘书王信一前往上海，秘密与中央联络人员龚饮冰取得联系。